我赶忙将那该死的密码信放回桌上。

　　里登布洛克教授走进书房，似乎仍在全神贯注地想着自己的心事。他时刻都在想着那封密码信；

　　他在外面散步时肯定在脑子里进行了仔细的思考与分析，他现在回来是要着手试验某种新的破译方案。

　　他坐到了扶手椅上，拿起了笔，开始写出一些类似代数的算式。

　　我留神地看着他那颤抖的手，注视他的每一个动作。他是否会突然发现点什么？

　　我不知何故，也在颤抖。这好没来由呀，我已经找到了真正的且是唯一的答案了，其他的任何解译方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叔叔在长长的三个小时里，一直在专心研究，头都不抬，只是一个劲儿地在纸上写了写的，没完没了。

　　我很清楚，假如他能把这些字母按所有可能的次序加以排列组合的话，他肯定能读出这句话来的。可是，我同样十分地清楚，单单二十个字母就可以有2，432，928，008，176，640，000种排列组合，而这句话中共有一百三十二个字母，那它的排列组合变化该有多少种啊！

　　简直是无法计算，难以想象要解决这一问题，可是费时费力的，我心里不免有了一丝慰藉。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逝去。夜幕已经降临。街道的喧嚣已经止息。但我叔叔仍在伏案工作，对其他事情一概充耳不闻，连玛尔塔推门进来都没有发觉，也没听见这位老女仆说：“先生用晚餐吗？”

　　玛尔塔未见主人应答，便怏怏地出去了。而我，困意已袭了上来，挺了一会儿，坚持不住，倒在沙发上睡着了，而叔叔则仍然在写了画，画了写的。

　　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时，我发现不知疲倦、废寝忘食的叔叔仍在工作着。他双眼通红，面色苍白，头发因焦躁被手抓挠得乱蓬蓬的，而且面颊发紫，说明他与那难以破解之谜进行了多么顽强的斗争。这一夜，他费尽了多少心血！

　　损伤了多少脑细胞，说实在的，我都有点开始怜惜他了。无论我心里对他有多大的意见，但我渐渐地在可怜他了，难免有所动容。这个可怜的地质学家，一门心思全都用在了这封密码信上，我真怕他心中的那股火找到正当的发泄途径，会突然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

　　我只需说一句话，就足以让他那紧绷着的神经松懈下来。可是，我并没这么去做。

　　我这也是出于好心。我之所以此时此刻闷声不响，完全是为我叔叔的利益考虑的。

　　“不，不，”我心中反复地这么念叨着，“绝不能告诉他！他的脾气我还能不知道？

　　让他知道了，他是非去不可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的。他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为了做其他地质学家未曾做过的事，他是会铤而走险的。我必须守口如瓶，必须把我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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