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鬼伎俩，这样就把许多盘剥的路子堵死了。

　　明朝的那些官吏把聪明劲儿都用在了坑农上，就简简单单一个收粮收物就是花样百出。

　　如沿纳、支移、折变、脚钱、加耗、义仓、大斗、大斛、斗面、斛面(纳税时税粮高出斗面斛面的堆尖部分)、呈样(以官员检查税物样品为名多收农民的粮食等出产)、踢斗等等不一而足。

　　大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被地主奸商们歪楼了，张居正的出发点是好的，不要东西，让老百姓自己买了出产得了银子来交税，他很天真的认为这样既方便了朝廷，又让老百姓少了盘剥。

　　谁知事与愿违，老百姓的苦难更加深重了，因为需要现银交税，老百姓没有银子只有农产品，没办法只好忍痛在粮食最便宜的时候贱卖拿了银子去交税。

　　到了青黄不接农民饿肚子的时候，他们要买粮恐怕要花当初他们卖出粮价的双倍甚至几倍才能够买回。

　　一条鞭法到了明朝后期不是方便农民而是坑害农民了，把农民付出所有的苛捐杂税摊薄到亩产，他们恐怕三成都得不到。

　　而黄家确保每家每户净得七成，应该能够让农民慢慢的走向富裕。

　　在辽东可以圈一些无主之地给农民耕种，明确土地所有权就是他们的，为了防止土地兼并，规定死了，十五年内不可以互相买卖，只能够自己耕种。

　　黄家所有会农活的战士挑选了五万亩抛荒不久，靠近水源地的田地帮着播种了五万亩春小麦，黄家的马匹和庆格尔泰部落的马匹都不少。

　　以后在北方大力发展马耕是必由之路，这也是因势利导，其实马耕是中国人的技术，最早记载在于老子的《道德经》中，在这本书里面就曾经提到过“却走马以粪”。

　　汉武帝时冶铁铸造业发达，铁制农具的传播更为迅速。马耕和牛耕，在中原地区已很普遍。其中便有关于马耕地的描写。

　　而中国无论统一还是分裂，每一个时期的政权都在为战争作准备，骑兵又是一把必不可少的利刃，正因如此大量的马匹被用于战争。

　　既使农民有了马，一旦战争爆发，也会被国家征用，牛被征用的机会就会少许多，因此牛作为动力来耕地，就一直持续下来，马耕就被过分精明的汉人渐渐地抛弃了。

　　黄胜大力倡导马耕不仅仅使犁田的效率显著提高，还可以藏马与民，农民哪里是怕国家征用马匹，而是怕政府变成强盗，抢他们辛辛苦苦饲养的马匹。

　　只要政府给足钱粮收购就没有任何问题，而每一个朝代的君主都比较贱骨头，他们可以规规矩矩花钱粮向异族高价进口马匹，但是对自己治理下的老百姓就巧取豪夺了。

　　黄家生产的钢铁打制了一种只有犁铧而无犁壁的铧式犁。是根据觉华岛上屯田的几位精于农耕的辽民和顾山海带着铁匠师傅共同研制的。

　　两匹马拉着带着三个无壁犁的钢铁犁具，不翻转垡片只深松土壤的耕作法使效率大为提高，这样的方法不适合南方的精工细作，太适合北方这一种粗放式耕种。

　　马耕根本不适合南方的水稻种植，因为马匹不适应成天如牛那样在烂泥里跋涉，会生病的。

　　在辽东推广马耕的好处就是耕种的时候，军人、工匠可以牵着战马、挽马来帮忙耕地播种，只要三两天就行了，后期的田间管理就由一家一户的屯守农民来完成，秋收时再次所有劳力都来帮忙抢农时。

　　黄胜先在这里搞五万亩屯田试试效果，取得经验后可以逐步蚕食附近靠着大海三十里内的土地，东北在后世是‘北大荒’改造成的‘北大仓’。

　　那里的纬度更加靠近北极，而辽西走廊的气候被北大荒温暖多了，小冰河的极寒也不会让这里连一熟麦子的收成都做不到。

　　汉人农民太会伺候田地，他们的技术是这个时代无与伦比的，比西方人不知道强多少倍呢，轮种肥田的技术人人都懂，只不过他们不会写只会做而已。

　　所有军民都乐意种粮食，这就是汉人与生俱来的习惯，家家户户都知道必须拥有土地才能够保证不饿肚子，如今有了到手的田亩，自然小心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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