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中国人就着菜喝了几杯红葡萄酒。他无聊地咂着酒味，懒洋洋地打量着周围。

　　昏暗的电灯挂在一根梁下；另一张桌子有三个主顾：两个像是小工厂的雇工；第三个一副粗俗的样子，帽子也没脱在喝酒。中国人突然觉得脸上有什么东西擦过。粗玻璃杯旁边，桌布的条纹上，有一个用面包心搓成的小球。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是有人故意朝他扔的。

　　另一张桌子旁的人仿佛并没有注意他。中国人有点纳闷，当它什么也没有发生，打开刚才买的报纸，似乎要掩盖现实。几分钟后，另一个小球打中了他，这次那几个雇工笑了。

　　中国人对自己说，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他大病初愈，被几个陌生人卷进一场斗殴未免荒唐。他决定离开，刚站起身，店主便过来，声调惊慌地央求他：

　　“袁先生，那些小伙子醉了，别理他们。”

　　中国人并不因为店主能叫出他的姓而奇怪，但觉得这些排解的话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起初，雇工的寻衅只针对一个东方人，也可以说谁也不是；现在却针对他，针对他的姓氏，闹得无人不知。中国人把店主推在一边，面对那些雇工，问他们想干什么。

　　那个长相粗鲁的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和中国人相隔只有一步的距离，但他高声叫骂，仿佛隔得老远似的。他故意装得醉态可掬，这种做作是难以容忍的嘲弄。他满口脏话，一面骂声不绝，一面掏出长匕首往上一抛，看它落下时一把接住，胁迫中国人同他打斗。店主声音颤抖地反对说，中国人没有武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

　　蹲在角落里出神的那个犹太人，朝他扔出一把亮晃晃的匕首，正好落在他脚下。仿佛纽约的风气决定中国人应当接受挑战。

　　中国人弯腰捡起匕首，心里闪过两个念头。首先，这一几乎出于本能的举动使他有进无退，非打斗不可。其次，这件武器在他笨拙的手里非但起不了防护他的作用，反而给人以杀死他的理由。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他生平只在电视上看见别人玩过刀子，但他知道刺杀时刀刃应该冲里面，刀子应该从下往上挑。

　　在中国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他想道。

　　“咱们到后面去。”对方说。

　　他们出了后门，如果说中国人没有希望，他至少也没有恐惧。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胳臂时，如果他能在小巷子里面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选择或向往他死的方式，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

　　更善于用笔、嘴炮和键盘的中国人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匕首，向着黑暗走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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